我与昂嘎的合作，在我省宣传媒体这个圈子里，可以说是最早、最频繁也最密切。远在1983年，当昂嘎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的时候，他就被派到我们电视纪录片《唐蕃古道》摄制组，承担我们在江河源地区拍摄采访的联络工作，从春到冬，奔波操劳，为这个片子的拍摄做出了重要贡献。昂嘎积极热情，善于和摄制组同事们团结协作，他的不怕吃苦、不嫌麻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我们一起在隆宝湖度过的那些日子。1986年下半年，我承接了一项中国林业部交办的"黑颈鹤之乡"考察片的拍摄任务。这在当时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项工作。难，首先是难在：那个时候，学术界只知道黑颈鹤为中国独有的物种，但它究竟生存在哪里？有些什么生存习性？人们都一无所知。其次，难在设备状况太差，根本不具备拍摄的条件。在艰难地奔跑、寻觅了三年之后我们才知道，黑颈鹤往往生存在人类很难到达的地方。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我们最终选定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隆宝湖作为黑颈鹤一个重要栖居地来拍摄。是年，昂嘎已经升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的科长了。为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邀请他能够抽空参与，他不仅毫不推诿，而且还毅然加入了我们的摄制组。从那年的三月到十月，整整一个黑颈鹤的繁殖季节里，他几乎都和我们鏖战在一起。昂嘎精力旺盛，又特别吃苦耐劳，给我们的拍摄帮了大忙。从他的身上，总是闪耀出一种让人感动的人格魅力，一种藏族儿女特有的顽强和坚韧。

为了真切地记录黑颈鹤在隆宝湖繁衍生息的情况，昂嘎领着我们在隆宝湖以西靠近路边的地方，找到了一间当地牧民居住过的干打垒土房子，房子充其量有五六平方米那么大，我们摄制组的七八个人都住在里面。房子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加之人多，晚上睡在里面气都喘不上来。那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费除了四角钱，再没有任何"外快"。生活好是谈不上的，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每天的伙食，不是粉条熬萝卜，就是白水煮挂面，难得有别的花样。而每天的体力付出却大得惊人。如果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许多人也许会难以置信！

隆宝湖的初春三月，绝大多数湖面还被坚冰覆盖着，为了能走到黑颈鹤窝巢的近处，近距离进行拍摄，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下湖。单从望远镜里看，感觉并不很远，可一走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开始下湖，还穿着长腰的防水靴，走不了几步，靴子里就灌满了水。水下淤泥很深，脚一踩下去，任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再拔出来，不得已，我们只好光脚行进。此时的湖水还结着冰凌，寒冷刺骨，如果只是在里面呆一小会，倒也罢了，而拍摄常常是需要守候的，一旦走进湖里，那就得耗费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忍耐，怎样的毅力，怎样的精神？要是看见鹤巢还得进入广阔的水域，还得脱去长裤……即便这样，仍然还是难以靠近巢区。可昂嘎却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他总是鼓足了勇气，以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在湖水很深的地方和我们一道把几个气垫床捆绑在一起当作船只，几个人带着所有拍摄设备在湖中艰难地行进。越是到了黑颈鹤孵化的后期，我们的任务越是繁重，每隔两三天，就得深入巢区观察测定，做出准确的记录。作为政府派来协助拍摄的官员，昂嘎从来没有说过此事与他不相干，也没有站在一旁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他从来都以摄制组一员的面目出现，从来都是昂扬乐观地冲在最前面。正是这种甘苦与共、相濡以沫，使得昂嘎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1989年，我接受了省委宣传部布置的一项重点片拍摄任务，经过与同事们的认真讨论，我们决定以江河源地区的人作为拍摄对象。之所以这样选择，与这里有我的好朋友昂嘎不无关系，他在那里生、那里长，熟悉那里的一切，一定可以为我们的拍摄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时候，昂嘎已经升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广播局的局长了。我一对他谈及此事，他就欣然同意了。这部影片的拍摄，昂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熟知那里的人和事，熟知藏族人民的心理和习惯。从影片最初的构思立意，他就参与其中。为了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拍摄对象，他和我们一起走遍了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三县、西三县，最终确定了称多县一条山谷里的几户人家。他虽然本职工作很忙，但这个片子的前期拍摄他基本上都参加了。到了拍摄的后一段时间，因为摄制经费吃紧，我们不得不辞退了所租用的车辆，仅仅留下昂嘎派来的一辆皮卡车苦苦支撑。到了后期制作阶段，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经费相当拮据的情况下，昂嘎仍然从州委宣传部的经费中挪出了几万元用于制作，促使《格拉丹东儿女》一片完成了制作。如果没有昂嘎的全力支持，《格拉丹东儿女》将很难面世。我深深地感谢昂嘎，《格拉丹东儿女》也应该对昂嘎感恩啊。现在回忆起来，我和昂嘎的合作前后足有十多个年头，我虽然比他年长几十岁，但我们之间却一直亲如兄弟。在1990年的藏历年，我曾乘坐到玉树的一辆长途班车，专程来到昂嘎的家里。昂嘎和他的妻子拉珍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藏历年。我在这里第一次领略了康巴藏族过年的习俗，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